长征自1934年10月启动，标志着红军在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中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红军部队共计8.6万人，历时两年，成功完成了25,000里长途跋涉，从而摆脱了被国民党围困的被动局面，重新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并为抗日合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实际上，在红军长征的前两个月，中央红军的人数已经大幅减少至3万，数次面临被消灭的严重危机，特别是在建立遵义苏区这一关键时刻之前。一名年轻战士在生死攸关之际提出了一项建议，这对红军克服困难、摆脱围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毛主席

截至1935年之前，红军成功突破了敌人设下的四道封锁线，在敌人严密包围的情况下艰难突围，但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时中央红军并未严格遵循毛主席的远见卓识战略，未能准确评估局势，导致对红军未来行动的判断出现偏差，从而使得红军在长征一开始就陷入了兵员损失严重的困境。

当红军抵达湘江岸边时，连续的战斗和行军让他们面临蒋介石调动的40万大军从各个方向的围攻。在红一、三军团的先锋部队在湘江渡口搭建了五座浮桥之后，中央红军主力花费了整整4天才完成80公里的行程。

时间的耽搁导致了红军各个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红10团甚至在短短一天内就失去了两位团长，作战人员数量直接减少了一半。

血战湘江

中央紧急发出指令，要求所有部队全力以赴阻挡敌人，以确保红军顺利渡过西岸。在这一号召下，红军的各级指挥员带领战士们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机在空中不断投掷炸弹，后方敌军的机枪不停地射击，连统一军装都没有的红军战士们接连倒下，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面。

湘江的两岸遍布牺牲战士的遗骸，红八军团在渡过湘江后，原本的一万一千多名成员只剩下寥寥无几。

主力和大部队渡过湘江后，红34师和红18团留在西岸进行阻击，陷入了重重包围，顽强抵抗，最终弹药耗尽，绝大多数战士英勇牺牲。34师的师长陈树湘年仅29岁，在激烈战斗中遭到敌方炮火击中腹部，肠子外露。在敌军逼近之前，他毅然割断了自己的肠子，英勇就义。

湘江血战导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的6.4万红军损失惨重，最终只剩下3万人。目睹湘江血战惨烈场面的当地百姓，纷纷传颂着“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的说法。

这场战斗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后群众仅用三天时间就埋葬了红军烈士的遗骸，而大多数遗体早已被江水冲走，或被鱼吞噬。

在这个时期，红军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一旦到达乌江南岸，红军就应当转弯，沿着红二、六军团的路径继续前进。”蒋介石对此坚信不疑，迅速调整部队部署，将何健的湘军布置在红军与红六军团会合的中间位置，而黔军则协同中央军把守红军通往贵州的要道，其他部队则持续紧跟在红军身后。

薛岳指挥着四个师和两个纵队，总共十万大军紧紧追击。与此同时，王家烈的黔军在乌江北侧的多个渡口进行破坏行动，焚烧所有船只和民房，以阻止红军在黔北地区传播“赤化”思想。

对湘西的坚持已不再切合实际。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再次担任主持。这次猴场会议在红军长征期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决定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制定了迅速渡过乌江的方案。

猴场会议

会议结束后，朱德总司令在中学礼堂向红军团长及以上的干部传达会议内容与要求，并分享了在遵义建立苏区的构想。

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将抢占乌江渡口的任务分别指派给红13团、红4团和红1团。同时，工兵营的营长王耀南负责在乌江搭建浮桥，并要求在1月3日晚上18点之前完成这一任务。

乌江的水流急促，水面宽广，国民党军队焚烧了所有船只，使得红军无法渡过这道天险。与此同时，周围逐渐逼近的20多万敌军让蒋介石深信这次能够彻底消灭红军已是十成把握。

实际上，蒋介石的预期得到了验证，但他在与红军多年的斗争中并未意识到，红军强大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行动能力远远超出了国民党的想象。

工兵营从贵州的乡亲们那里了解到，安全渡过乌江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晴朗的天气、坚固的木船以及熟悉水性的渡船人，缺一不可。

红军并不具备任何条件，因为江边渡口的木材、木板等所有可能用于造船的材料都已被国民党军队彻底搜刮，留给红一军团的只有在1月3日之前确保大部队渡过乌江的紧迫任务。

迎难而上、勇往直前一直是红军奋勇拼搏的显著特征。从有限的条件中挖掘无限的潜力，是我们人民军队屡次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在先遣队的工程兵营陷入困境时，王耀南在乌江的岩壁上发现了前线总指挥侯汉佑的留言：“一片杂草乱纷纷，突然火起瞬间空。”

在许多国民党正规军的视野里，那时的红军只是一股民间叛乱势力，与山中出没的土匪没有区别，根本无法称作军队，自然也不可能在国军的坚固防线和锐利武器的阻挠下成功渡过乌江。

这时，一个在水边长大的小战士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有办法。虽然没有木船和造筏的工具，但红军可以用乌江丰富的竹子作为建材，而且竹子在浸水后会变得更为坚固，正是制作筏子的理想材料。

将竹子加工成篾绳后，可以沿着这条线不断延伸至对岸铺设竹竿，这样便搭建了一座简易的竹浮桥。

在小战士的提议下，王耀南迅速指挥工兵营进山砍伐竹子，并遵循红军的传统，只砍雄竹，保留雌竹供当地居民使用，以便明年再能繁殖。得知工兵营已经找到解决方案后，刘伯承特别嘱咐负责砍竹的红军战士们，向百姓支付每棵竹子的赔偿金为10个铜钱。

红军关心群众、如同父母般爱护百姓的声誉在乌江周边的居民中广为传播，专门以苦力谋生的人们纷纷涌来，抢着为红军砍伐竹子、绑扎竹筏、搭建浮桥。

在乌江边上，袍哥义字堂的刘舵把子和他的兄弟们也参与了桥梁建设的伟大事业。1月2日的凌晨，彭德怀率领第13团的红军首先乘坐筏子展开了强渡乌江的行动，计划在掌握对岸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架桥工作。

然而，三次渡河行动均未取得成功，13团在江面上与敌军对峙了一整天，始终未能顺利到达对岸，确保浮桥另一端的任务得以完成。

过乌江老照片

截至1月2日上午，红军所需的66只竹筏和100多个搭桥的组合构件已顺利完成，旁边还放置着数十个装满大石头的竹筐，准备用作桥墩。

经过对乌江沿岸的详细勘察，王耀南向彭德怀请求在孙家渡上游架设一座桥梁，那里河面宽度仅有350多米，且水流速度比乌江的平均流速慢0.2米。彭德怀迅速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从第13团调派了1200名士兵协助搭建桥梁。

然而，对面的国民党军队不会坐视不理，眼看着红军士兵们忙着造筏架桥。数十挺重机枪几乎不停地开火，子弹如潮水般涌向岸边，几乎每一个竹筏旁边都有红军战士倒下。

尽管如此，红军在面对激烈的枪炮攻势时展现出的坚定意志超出了敌人的预料。他们运用有限的武器进行反击，有效地抵挡住了敌方的猛烈火力。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为正在搭建浮桥的战士们提供了坚强的支援。

那位提出建议的工兵营年轻战士不小心被敌军的子弹击中，手中抱着的巨石也随之滑落，眼看着就要砸到刚搭建好的浮桥上，年轻战士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在鲜血浸染的江水中撑住了摇摆的桥面，坚定地屹立在那里，毫不动摇。

与此同时，红军的炮兵营长以有限的土炮猛烈攻击敌军，经过一轮炮火的轰击，成功让敌人的火炮失去了作用。

在敌人不断的炮火和炸裂声中，一排排竹筏逐渐在江面上组装而成，仿佛一只庞大的蜈蚣，缓缓趴在波涛汹涌的乌江水面上，向对岸缓缓蠕动。

当这条庞大的蜈蚣顺利抵达对岸时，两侧的枪炮声也随之停止，静静地注视着红军工兵们如同不知疲倦、拼命般迅速地完成拉杆、撑筏、连接和固定等各项工作。

工兵营二连长赖如波在乌江对岸的大石头上固定浮桥的同时，对岸的旗帜也开始挥动。彭德怀第一个跃上桥面，紧接着，独立团团长黄珍带领着3000名士兵向对岸发起冲锋。

渡过乌江

此时，彭德怀已经在对岸被士兵们脱掉衣服拉着一起点火取暖。岸边的袍哥义字堂刘舵把子忍不住问王耀南，那位急着上浮桥的黑脸是谁。他对王耀南提到的“彭军团长”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并不太了解，只用最简单的方式询问一个军团长能够指挥多少人。

当王耀南随意提到“彭军团长”统领一万人时，这位见多识广、善于在各大势力之间周旋的刘舵把子不禁摸了摸头，脱口而出：“我的天，真的要变天了。”

在敌军的猛烈炮火和不利的自然条件下搭建的这座浮桥，展现了工兵专家王耀南的卓越才能，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

在毛主席的《七律·长征》里，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强渡乌江的惊险情景，但他对那座在短短36小时内便横跨奔腾江水的浮桥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1月3日下午，毛主席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在浮桥中央时，突然停下脚步，身体稍微摇晃，身后的警卫迅速上前扶住他。毛主席微笑着挥手对周恩来说：“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工兵利用当地材料，用竹筏建造这样的桥，实属世界罕见，红军中有神人！”

毛主席的赞誉不仅是对整个工兵营辛勤付出和英勇献身的战士们的肯定，也是对那位提出创意并最终牺牲的战士的高度赞扬。

尽管这位年轻的战士未能亲眼目睹三万红军气势磅礴地渡过乌江、击败敌人的壮丽场面，但他年仅19岁的名字——石长阶，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丰碑上，载入解放军历史的辉煌篇章之中。